自序：从奇迹时代到理性时代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一个奇迹。对中华民族来说，无论从上下五千年以来的长期角度，还是从1840年以来的短期角度，奇迹时代虽然都只是历史的一瞬，但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代。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理念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更多的是一种远大理想而不是现实目标的话，那么在奇迹时代之后，这一目标已经并非遥不可及了。

    奇迹时代的思想基础，是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哲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逐步确认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积极渴望。产生这个奇迹的具体原因，概括说来，是社会制度的巨大变迁、人类本能的重新发现以及行政力量直接参与的生产要素的巨大投入。也只有这种复杂而略显无序的组合，才可能产生这样的“奇迹时代”。

    2005年5月21日，注定将成为奇迹时代的标志性时刻。这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并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制度。在经过了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和大胆探索后，中国经济以一种厚积薄发的姿态，破茧而出(第八章)。

    总体来讲，中国过去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和“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实用性。虽然有行政力量介入，但自发的、冲动的“本能”力量十足，理性、长远的制度设计和自我约束的意识尚未建立，导致奇迹时代必然带有某些无序的色彩。但由于采用了渐进改革的正确路线，避免了进行无法承受的爆破性制度变革的冲力。客观地说，这是奇迹时代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第一章)。

    在取得了重大成功的同时，也要看到，“三十年的变革和高速发展必然会积累很多‘成长的烦恼’。这些问题大多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双重性质，如居民消费不足、收入分配恶化、公共服务缺失等。对这些  问题的系统分析，既是对过去增长的反思，又是未来发展的动力”(第一  章)。

对奇迹时代的“成长的烦恼”，不能依靠奇迹时代本身的逻辑去解  决，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解决。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系统地  解决。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作者认为，后奇迹时代的经济发展取决于两

个关键因素：收入分配和技术创新。

本书对这两个关键因素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首先，本书所提出的倒“U”形平均消费倾向曲线，正是真正基于中国实际和对中国经济的深入研究。根据这一曲线，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间存在明确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的(如很多其他研究者所认为的)。其次，与以往经济学只从供给方面研究技术创新对经济的影响不同，本书探讨了技术创新对消费的影响。由于技术创新的节奏越来越快，对需求不足的经济体而言，这一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比如，产品创新实际上是通过新产品的不断引入而在社会总消费的层面上打破“消费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从而使得需求曲线不断右移。这也是“创造性毁灭”的真正含义。最后，本书在一个二元经济转型的框架下探讨了收入分配与技术创新对消费需求的综合影响。这既使以上两部分的分析得到统一，又是对刘易斯模型的发展。

根据这一框架得出的政策建议也是明确的。改善收入分配、提高中产阶层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鼓励技术创新这两方面的政策，对于后奇迹时代到理性时代的顺利过渡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仅仅认识到以上这些是不够的。因为“改善收入分配和鼓励自主技术创新，虽然是后奇迹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却不必然是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所以，“奇迹时代的发展逻辑并不完全适用于后奇迹时代。有必要在奇迹时代的思想基础上，对后奇迹时代的政策基础进行系统全面的思考，这是制定包括本书所提建议在内的一揽子政策的前提”(第九章)。

      作者认为，如果选择一个关键词的话，后奇迹时代最本质的特征是理性。新的时代必然是一个理性时代。这是奇迹时代的继承、发展而不是结束。但这个时代拥有全新的任务和使命，从而也必然具有不同的特征。

      正如本书第九章所说：‘‘如果说奇迹时代的本质特征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后奇迹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依靠理性，主动地进行制度和规则设计。这可能是奇迹时代和理性时代最本质的区别”。同时，“这种理性绝不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讲的个人算计；新时代需要的是一种建立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权利理念之上的集体理性和智慧，这种智慧，必然超越c经济人，、‘经济社会’和‘经济政府’的日常视野，而带有‘道德人’、‘道德社会’和‘道德政府’的光辉。”

      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有从平凡到伟大的一刻。这首先需要财富的积累，就像过去三十年我们所经历的；但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每个人权利真正的尊重和理念的巨大转折，正如我们刚刚开始进入的理性时代。在这个继往开来的伟大新时代，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必须恢复其应有的地位，经济增长只是在前者的指引下，提高全体居民福祉的工具。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但却是新时代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强有力的国家力量和足够成熟自信的文化传统，都是必需的(第九章)。

      只有在此基础上，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政策，包括改善收入分配、鼓励自主创新、人民币受控升值等保证内外均衡的经济政策才是一贯的和严谨的(第九章)。

      因此，在理性时代，我们将看到“一种与奇迹时代截然不同的理性的增长，更有规则的增长，充满智慧的增长，同时也是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和谐增长。在三十年经济奇迹的基础上，这将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将在理性的基础上风凰涅架”(第一章)。

       以上为本书的主旨框架。

       作者不敢自称是“经济学家”，但“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以上思考，发轫于博士论文，但距离那时，本书也有了很大发展。“自己的孩子怎么样，自己最清楚”。虽然不无心得，但错误、疏漏肯定不少。以上述介虽然不无主观，但作者力求审慎。至于最后的评判权，则毫无疑问是读者说了算。因此这篇自序，也只是个引子。任何评价和批评，都欢迎发到作者的博客：http://hexun.com.cn／netsmaster／default.html

    朱国林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