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研究分为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两部分。在规范研究上，基本上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移定价，以组织理论为基础的转移定价，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为基础的转移定价，以权变理论为基础的转移定价。在经验研究上，基本上分为转移定价方法选择的影响因素和内部转移定价的组织后果两部分。

一、转移定价的规范研究

1.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移定价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是利润最大化和个人理性。因此，此时的转移价格主要研究的是什么样的转移价格能使企业整体利润最大化。从研究方法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描述性的理性分析(Cook，1955)，二是用数学方法来求证最优转移价格(Hirshlefer，1956；William J.Baumol and Tibor Fabian，1964;MohanmedOnsi，1970；Alles and Datar,1998)。

Cook(1955)是描述性分析的先驱，他认为内部转移价格是在分权管理的基础上产生的，利润中心的管理者有权决定是发生内部交易还是外部交易。以此为基础，内部转移价格要满足以下二点条件：一是能增加企业利润的交易一定要发生；二是总部不能强迫其选择内部交易。以这两个条件为衡量尺度，他分析了包括市场基础价格、成本基础价格、成本加成转移价格、成本加利润分成和协商定价等五种内部转移价格的优点和缺点。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万能的转移价格。

以数学方法来求证最优内部转移价格的研究较为丰富，Hirshlefer(1956)运用数学方法求证了在企业整体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边际成本是企业集团最优内部转移价格。Baumol和Fabian(1964)将数学规划的方法引入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得出的结论是条件不同价格不同，没有万能的价格。MohanmedOnsi(1970)在企业整体利润最大化这个前提下，用数学方法证明了机会成本作为内部转移价格最合适。机会成本包括两种情况：当外部市场存在时，外部市场价格就是机会成本；当外部市场不存在时，机会成本就是资源投入生产其它存在外部市场产品的市场价格^[1]。

对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Watson和Baumler(1975)两名学者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描述性方法将内部转移价格问题类同外部价格问题，将问题过于简化。同时他们还指出数学方法的三个局限性：一是以整体利润最大化为前提，从本质上来说，是以集权为基础的，对责任中心的自主权问题考虑不够；二是对组织环境考虑过于简单，并且假定环境不变；三是对数学本身的问题考虑多，而对模型的组织含义考虑不够。

这类研究虽然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但由于缺乏对实务的指导作用而饱受垢病。当今的研究一般认为并不存在某种最优的转移定价方法,研究人员应该去关注更为现实的问题,包括转移定价方法的应用(Arpan,1972;Tang,1979,1981,1993;Yunker,1982;Mostafa、Sharpand Howard,1984;Borkowski,1992,1997);转移定价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程度(Greene andDuerr,1970;Borkowski,1992,1997;Oyelere、 Emmanuel andForker,1999);影响和决定转移定价的层级水平(集团还是分部)(Emmanuel和Mehafdi,1994;DasNeves和Samagaio,2006);转移定价方法对于公司业绩和分部业绩的影响(Chang,1991;McAulay andTomkins,1992;Cravens,1997;Ghosh,2000;DasNeves和Samagaio,2006)，这些问题对于实务界和学术界更有意义。

2.以组织理论为基础的转移定价

以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内部转移定价(Watson and Baumle,1975; Swieringa and Waterhouse,1982)认为转移价格是产生于环境之中 ( 组织环境或社会经济环境), 必须以这个环境为基础来提出解决办法。

Watson 和 Baumle(1975) 是这个领域的开先河者 ,他们认为组织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不确定性（包括环境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集团可能同时面对不同的市场和领域，上层管理部门对专业的内部转移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信息。如果所有的决策都由上层管理者做出，由于信息传输的延误，决策将会很慢，并且打击了部门管理者的积极性。因此决策必须由那些拥有充足市场环境知识的部门来做出。分权是应对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方法。VanderMeer-Kooistra（1993）调查发现，转移价格，甚至大量的专门投资都是由部门经理做决定的。因此，组织设计要体现差异化(differentiation)，因为不同的内部单位有不同的功能， 会面临不同的不确定性，需要不同的决策规则和工作模式， 所以，差异化是组织设计中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但是如果一味地由单个部门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做决策，不考虑其他部门或总公司的利益，将会损害企业集团的整体利润。企业集团是一个整体，各内部单位必须协同(integration)。所以，差异化和协同是企业集团组织管理的两个主要方面。会计系统是企业集团组织管理系统的一个方面，也必须围绕差异化和协同来做工作。内部转移价格是会计系统的组成部分， 有多种方式，每一种方式在解决差异化和协同方面的作用是有区别的，应该分析组织所面临的主要是差异化问题还是协同问题， 然后再选择合适的转移价格方式。

以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另二位代表性人物是Swieringa andWaterhouse(1982)，他们引入四种组织理论模式，以此为基础来讨论内部转移价格问题。第一种是行为模式(behavioralmodel) ，第二种是垃圾桶模式(garbage can model) ，第三种是组织模式(organizing model)，第四种是市场和科层模式(the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model )。

3.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为基础的转移定价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通过比较内部交易成本与外部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企业会考虑是否需要进行纵向一体化，将交易方纳入自己的组织范围。当内部交易的成本等于外部交易的成本时，企业存在的界限被界定了。在界限以内，组织会选择内部交易的方式，而在界限之外则采用市场交易。在这个权衡的过程中，交易成本是组织选择交易方式的决定性因素。组织一旦决定进行内部交易，就往往面临转移定价的问题。

交易成本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许多会计学者（Eccles,1985;Spiser,1955; Trevor Boyns andEdwards and Emmanuel,1999;Sujatha Perea and McKinnon andHarrison,2003）都用这框架来分析内部转移价格，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 。目前，以交易成本为基础的内部转移价格的研究已经成为主流。典型的有Eccles（1983，1985）和Spicer（1988）两位学者的研究。

（1）Eccles 的研究

Eccles(1985)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为基础，采用归纳法和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个建立在两维水平上的转移价格的描述性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转移价格依赖于组织的垂直程度和多元化战略。垂直程度导致了集团成员企业的相互依赖性，而多元化强调了产品市场分割程度，导致了各经营单位成为利润中心，强调各自的贡献。不同的垂直程度和多元化战略决定了不同的组织形式，不同组织形式的内部交易要采用不同的转移价格。如表6.1所示：

表6. 1 Eccles的转移价格分析模式

通过对每种组织类型在高层管理者的控制方法以及产品战略等方面的分析，Eccles认为竞争型组织结构应该采用市场基础的转移定价方法，而在合作型组织中倾向于成本基础的定价方法，协作型组织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一种组织类型，所以有可能采用双重定价，在集合型组织中不存在转移定价的问题。该理论使人们开始关注组织结构对转移定价的影响，同时还关注管理层的垂直整合与企业产品的多元化水平对定价机制（管制的/自治的）的影响。

（2）Spicer的研究

Spicer（1988）也以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探讨了交易特征对转移定价的影响。他根据投资资产专用化程度将内部交易的产品分为异质性、顾客化和标准化三种。同时，将交易分为稳定的、每年变化的和每月变化的。基于上述两个维度，提出了不同交易的转移定价选择。如表6.2所示：

表6.2 Spicer的转移价格分析模式

当交易的中间产品或劳务的定制程度很低时，内部转移价格应该是市场价格。反之，当中间产品和劳务定制程度很高，成本价格将更可能作为转移定价。原因是：当卖方提供的产品是针对买方要求而特制时，那么为了满足买方的要求，卖方将会需要一系列专门培训的人员、生产设备以及专有技术等，在此情况下，卖方很可能会要求一个补偿自身专用性投资以及专属生产或服务的溢价，这会引起内部转移价格对市场价格的偏离。

虽然Eccles和 Spicer倡导的转移定价理论提出了在不同状态下应采用不同的转移定价策略，但两者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与现实不一致，当价格选择情形与他们所界定的相同时，结果可能有所不同，许多现实问题无法解释；二是他们所界定的价格选择情形不够多，有些情况下的价格选择在这两个框架中都没有涉及到。

一、

4.以权变理论为基础的转移定价

由于认识到上述理论的不足，Emmanuel 和Mehafdi(1994)以及Borkowski(1990)提出了基于权变理论的转移定价观点。权变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受到管理学派的高度评价和普遍推崇。该理论关注重点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和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权变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企业的管理决策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基于权变理论的转移定价观点认为：在做转移定价决策时，部门经理要考虑到其他部门变化的影响，当其他部门对本部门行为产生不利影响时，需要调整本部门行为同时调整转移定价方法。没有一种转移定价方法在任何情况下均适用，因此，在对转移定价作决策时，部门经理需要根据本部门的特点选择适当的转移定价方法。

（1）Emmanuel 和 Mehafdi(1994)的研究

Emmanuel 和Mehafdi(1994)提出了一个包括外生因素、战略、组织结构、管理信息系统和公司业绩及激励机制等变量的新框架，他将内部转移价格置于一个既有定性变量又有定量变量的体系中来考虑。具体见下图6.1：

图6.1 Emmanuel和Mehafdi的框架

这些外生因素、公司战略和组织结构都会影响到转移定价的基础和协商的程度,而转移定价系统又会对公司业绩、经济决策和部门业绩等产生影响。转移定价要同时满足一系列相互冲突的目标，包括分部自治、管理者激励、分部的业绩评价、税负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资源配置，这些目标之间的冲突在分部业绩受到转移定价影响之时体现得更为明显。Emmanuel和Mehafdi(1994)的另一大贡献就在于他们在权变理论的框架内，采用了微观——行为主义的视角来强调业绩评价和报偿系统与转移定价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的关系（Boyns等，1999）^[2]。虽然本框架内有对外生的税收法律因素进行考虑，但核心是对权变关系的考量，并未从实质上考虑两国税率差异对转移定价的影响，因此，仍旧把该框架纳入不考虑税收的理论范围内。

（2）Borkowski(1990) 的研究

虽然前述的学者基于权变理论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但真正意义上采用权变理论作为转移定价研究框架的集大成者是Borkowski(1990)，她以Schwelkart(1985)，Birnberg和Shields(1984)提出的感知/关注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以公司管理层通过感知环境因素和组织因素来选择适合组织自身的转移定价的研究框架。环境因素包括外部市场的存在性、环境变化程度、环境有利性以及行业；组织因素包括：公司规模、冲突程度、集成（integration）的程度、企业目标、管理者报酬、业绩评价、企业利润定位、在制定转移价格过程中管理者参与程度以及分权化程度。这是唯一明确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考虑转移定价影响因素，同时又是考虑较全面的研究框架，该框架为权变理论用于解释转移定价方法的选择提供逻辑上的合理性^[2] 。

无论是Eccles和Spicer的经济学框架，还是Emmanuel、Mehafdi和Borkowski的权变理论框架都有着丰厚的理论基础，但在现实中并非都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不过研究框架为之后的经验研究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2] 。

二、转移定价的经验研究[1]

过去三十年有关公司对转移定价应用的问卷调查表明,国内和跨国的转移定价实务都以多样性为特征(Emmanuel和Mehafdi,1994)。实际上从国别和时间的角度来看,人们不太可能找到某种一致的定价模式。转移定价方法的研究趋势逐渐由探寻定价方法的应用向定价方法的影响因素转变。根据前述Spicer(1988)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框架,Colbert和Spicer(1995)运用多案例研究证实了资产专用性水平对定价基础的影响,他们调查了4家美国高科技公司,发现中间产品资产专用性水平高的部门,在确定转移定价时给予制造成本更多的权重;资产专用性水平低的部门则看重市场价格在转移定价中的作用;资产专用性适中的部门看重制造成本的作用,但有时也会参考市场价格。他们的研究为交易成本经济学解释转移定价方法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Borkowski(1990)在权变理论的框架内对制造型企业转移定价方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她发现,转移定价方法的选择确实与许多变量有关,特别是环境变量(如市场价格是否存在及行业状况等)和组织变量(如规模、集权化程度、部门之间的冲突、业绩评价、转移定价方法选择中管理者的参与程度等)。但是,她的研究只是表明了权变因素对转移定价方法选择有影响，但并未明确提出权变因素影响转移定价方法的具体假设。Chan和Chow(2001)对影响中国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他们采用Logistic回归对技术因素、经营导向(出口导向型或非出口导向型)、投资形式以及外资来源进行了检验,最后证实,投资形式和经营导向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除此以外，另一类经验研究集中在转移定价方法的组织后果方面。Cravens(1997)认为转移定价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体现在5个方面:相对于竞争者的盈利能力、市场份额、公司的增长能力、顾客的满意度以及投资收益。DasNeves和Samagaio(2006)在一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问题的研究中,集中于分部业绩的层面来研究定价方法和定价参与的作用,他们发现投资收益、市场份额以及相对于竞争者的盈利能力是受转移定价方法影响最大的三项业绩指标。他们还进一步比较了市场基础的定价方法和成本基础的定价方法在最大化利润等目标方面的差异,但是检验结果并不显著。目前的经验研究证据尚不能证明某种定价方法对组织业绩的具体影响。这说明,转移定价对于组织业绩的影响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实务中可能并不存在最优的转移定价方法。